
11月5日,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理特朗普关税案。最初,特朗普团队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,觉得这场案件是个走过场的形式。因为他们认为,最高法院里大多数法官都是保守派,判决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立场,所以这场听证会应该能够顺利结束。
然而,结果完全出乎意料,局势变化之快简直让人目不暇接,原本以为稳赢的局面,瞬间变得混乱不堪。
特朗普团队之所以这么有信心,是因为他们过去一直积极拉拢保守派阵营,早就认为法院在这件事上会支持他们的关税政策。毕竟,关税是特朗普反复提到的经济防线,他常常声称这个政策能保护美国经济,凭此他也获得了不少支持。
最开始,他们的策略是依靠保守派法官的多数优势稳操胜券,但没想到,事情发展得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,这场听证会变成了特朗普的“大型翻车现场”。
展开剩余84%最让人惊讶的是,三名关键的保守派法官竟然集体“倒戈”。其中,戈萨奇和巴雷特都是特朗普亲自提名的法官,按理说,他们应该会站在自己人这边。结果,他们不仅没有站出来为特朗普辩护,反而当众提出了尖锐的问题,质疑总统在使用应急权力时是否已经滥用。
这一番质疑让特朗普如坐针毡,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,再也没有之前预期的支持声音。最终,六名法官明确表达了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疑虑,占到法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这种局面让特朗普团队彻底慌了神。
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发言,更是成为了整场听证会的转折点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,特朗普征收的关税本质上就是在向美国民众征税。而美国宪法明确规定,征税权属于国会,总统根本没有这个权力。
特朗普曾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,试图将国会的征税权转交给自己,结果这种行为很容易被法院审视并指出问题。特朗普用来支撑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本身就站不住脚。特朗普引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,这部法律本是为了让总统在面临特殊威胁时能够采取应急手段,但翻遍整部法律,根本找不到“关税”这两个字。特朗普却将其当作万能钥匙,对多个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。这种明显的越权操作,被广泛质疑也是情理之中。
听证会现场的激烈争论,引发了听证会外的广泛反对声。美国商会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,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,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,并没有伤害到外国企业,反而让美国民众为此买单。进口商品涨价后,首先是美国的进口商承担了成本,但他们不会自掏腰包,而是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,导致商品价格上涨,最终民众变相为这场贸易战付出了代价。
商会的表态很有道理,毕竟他们长期与企业打交道,对商品成本是如何传导的、企业的经营受哪些影响,他们最有发言权。商界的反对声传出后,学界也紧跟其后,公开表示反对。
近五十位经济学家联合上书最高法院,要求推翻特朗普的关税政策。这些经济学家中,包括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前财政部长耶伦这样的重量级人物。专家们直言,特朗普把贸易逆差说成是国家面临的紧急威胁,但他们明确指出,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结构性问题,全球分工使得顺差和逆差是正常的市场现象。
专家们还指出,关税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。美国很多制造业依赖进口中间产品,而高额关税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,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,最终使得美国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。特朗普一直吹嘘关税能重振美国制造业,结果却恰恰相反,这个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效果,反而伤害了美国制造业。
商界和学界的反对,已经超越了党派的界限,成为了对特朗普政治权威的公开挑战。原本单纯的经济议题,已经演变成对特朗普的一场政治审判。
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局面下,特朗普政府终于有官员出面回应。财政主管贝森特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警告。他表示,如果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非法,美国可能需要退还高达7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。这笔钱对美国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,特别是在美国财政赤字已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,退还这笔钱无疑会引发一场债务危机。
贝森特的这一发言,明显是在向最高法院施压,暗示如果裁决不利,整个美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但这种施压手段并不高明。法院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和制度的底线,而不是替行政部门收拾政策失误的烂摊子。贝森特用“国家陪葬”的说法威胁法官们退让,反而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焦虑和无力。
显然,特朗普团队已经无法再拿出有力的理由来辩护关税政策。特朗普一直强调关税是保护国家安全的盾牌,但在多数法官和经济学家的眼中,这不过是以安全为名进行的一场经济冒险。特朗普曾经宣称关税能够振兴美国制造业,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这一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,反而可能成为压垮美国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这场关税争斗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,而是成为了一场关于权力边界的博弈。特朗普习惯用交易思维来处理政治,常常把制度当作工具,但这次,最高法院用实际行动告诉他,制度不是可以随意操作的筹码。即使是他亲手提名的法官,在法律面前,也会和他划清界限。
听证会上种种混乱的局面,把美国权力结构中的裂缝暴露无遗。虽然这些裂缝并不完全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,但他的一系列做法无疑加剧了这些裂缝的扩大。这些裂缝背后的制度性矛盾,恐怕不是一场听证会、一个判决就能轻易修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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